第一百九十四章 南下广州
小说：悍匪末路：轰动全国的大案纪实作者：上海宝木字数：2241更新时间 : 2026-10-10 06:06:23
那天晚上，崔宝纯坐在旅社的破床上，屋里没有暖气，冷得厉害。他从地上摸到一瓶酒，拧开盖子灌了几口。然后把酒瓶摔在地上，玻璃碴子溅了一地。
他骂了一句：“做生意这玩意儿，不适合我。”
这句话说得很不负责任，做生意本来就是有赚有亏的。崔宝纯没有说“我下次要小心”，没有说“我得学学怎么判断行情”，没有说“这行干不了我换一行，但还是要干正经买卖”。
但他说的不是生意本身怎么样，而是“不适合我”。他否定的是“正经做生意”这条路的可能性，对这个行当，对他自己，都是。
也就是这第二次倒木材的失败，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：靠正经路子赚不了大钱，赚大钱得靠别的。
具体靠什么，他当时可能还没有想清楚。但从那一刻起，他不再是一个想做正经生意的人了。
倒木材失败之后，崔宝纯没有回康屯，他觉得没有脸回去。父亲给了他两千块钱让他出来闯，他不但没闯出名堂，还把本钱赔了个精光，欠了一屁股债。他要是这么回去，父亲会说什么？屯子里的人会怎么说？
他不甘心。
他听人说，南方有个地方叫广州，全国的人都往那里跑。那里的机会比长春多十倍、一百倍。谁去了都能挣到钱。崔宝纯于是决定去广州。
一九八六年前后，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从东北到广州，火车要走好几天。车厢里挤满了人，有的去打工，有的去做生意，有的跟他一样，说不清楚自己去干什么，只知道南方有钱赚。
崔宝纯挤在人群里，听着周围的人操着不同的口音聊天，有人说广东那边厂子多，一个月能挣好几百；有人说在广州摆个摊，一天就能挣一个月的工资；也有人说那边乱得很，什么人都有，去了要小心。崔宝纯默默听着这些人的话，把它们记在心里。
到了广州，他从火车站出来，站在广场上，抬头看天。
天是灰的，空气是湿的，热烘烘地往脸上扑。
广场上全是人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拖着行李的、扛着麻袋的、抱着孩子的、蹲在地上抽烟的。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口音都有。一个瘦高个从他身边挤过去，胳膊肘撞了他一下，连头都没回。
崔宝纯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
康屯的街上，一天也见不到这么多人。长春火车站的广场上人也多，但跟这里不一样。这里的人好像都在赶路，都急，都忙，都赶着去什么地方。
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
后来他在广州找了一个城中村住了下来。房租不贵，一个月几十块钱，一间几平米的出租屋，水泥地面，一张木板床，一个水桶。
同住在这栋楼里的，有湖南来的、四川来的、湖北来的，都是来打工的。崔宝纯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不打工。他来广州是想做生意的。
他在市区租了一个小门面，挂了一块牌子，做起了买卖。具体做什么，史料没有详细记载，只说他“打着做生意的招牌”，忽而挂出“天津进出口公司广州办事处”的旗号，忽而变成“四川省成都市残联天府实业总公司”的幌子。
这些招牌是怎么挂出来的，那时候他做的是什么生意，已经无从考证了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结果跟长春一样，不到两个月，他赔光了所有的本钱，还欠下了新的外债。
钱赔光了，债主开始追他。崔宝纯从出租屋搬到了更偏僻的地方，又从那里搬到了工棚。
他每天在街上游荡，不敢回住处，怕被债主堵到。没钱吃饭的时候，就去工地打零工，搬砖、扛水泥，挣一顿饭钱。
他混迹于广州火车站、天桥、批发市场，跟同样落魄的人混在一起。
广州火车站，那时候已经有了“春运”的概念。南下的民工潮一波接着一波，刚到广州火车站的外地人，一时无法确定具体的走向，便停留在了火车站周围。
有些人找到了工作，有些人没找到。没找到工作的人，有的睡在天桥底下，有的混在车站广场上。崔宝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，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。
有人被骗了，有人被偷了，有人被人打了。崔宝纯听着，心里那点“做生意”的念头，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。
在广州的东北人不少。八十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浪潮中，东北人开始成批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迁移。他们来到南方，发现这里的机会比老家多，但竞争也比老家激烈。有人挣到了钱，有人跟崔宝纯一样，赔得精光。
崔宝纯在躲债的过程中，慢慢接触到了这些东北老乡。有的是在火车站广场上认识的，有的是在工地干活时碰上的，有的是在一家东北饭馆里喝酒时聊到一块儿的。
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东北人，都在广州混得不好，都想赚大钱，都没有正经门路。
崔宝纯是“孩子王”出身。他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，怎么让人服他。他请这些人吃饭，虽然他自己也没什么钱，但几碗面条、几瓶啤酒还是请得起的。
他听他们发牢骚，听他们骂广州这地方不是人待的，听他们说老家怎么怎么不行了。
然后他开始说自己的想法。他说的是大白话，不是大道理：“这世上，有钱的越来越有钱，没钱的越来越没钱。等是等不来的。”
他说：“人家能发财，凭什么我们不能？”他说：“胆子大才能赚大钱。”
这些老乡听着，有人点头，有人沉默，有人开始看他。崔宝纯说话的时候，不像一个赔光了钱的失败者，倒像是一个已经看到了出路的人。
至于出路是什么，他没有明说，可能当时他自己也还没想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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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骂了一句：“做生意这玩意儿，不适合我。”
这句话说得很不负责任，做生意本来就是有赚有亏的。崔宝纯没有说“我下次要小心”，没有说“我得学学怎么判断行情”，没有说“这行干不了我换一行，但还是要干正经买卖”。
但他说的不是生意本身怎么样，而是“不适合我”。他否定的是“正经做生意”这条路的可能性，对这个行当，对他自己，都是。
也就是这第二次倒木材的失败，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：靠正经路子赚不了大钱，赚大钱得靠别的。
具体靠什么，他当时可能还没有想清楚。但从那一刻起，他不再是一个想做正经生意的人了。
倒木材失败之后，崔宝纯没有回康屯，他觉得没有脸回去。父亲给了他两千块钱让他出来闯，他不但没闯出名堂，还把本钱赔了个精光，欠了一屁股债。他要是这么回去，父亲会说什么？屯子里的人会怎么说？
他不甘心。
他听人说，南方有个地方叫广州，全国的人都往那里跑。那里的机会比长春多十倍、一百倍。谁去了都能挣到钱。崔宝纯于是决定去广州。
一九八六年前后，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从东北到广州，火车要走好几天。车厢里挤满了人，有的去打工，有的去做生意，有的跟他一样，说不清楚自己去干什么，只知道南方有钱赚。
崔宝纯挤在人群里，听着周围的人操着不同的口音聊天，有人说广东那边厂子多，一个月能挣好几百；有人说在广州摆个摊，一天就能挣一个月的工资；也有人说那边乱得很，什么人都有，去了要小心。崔宝纯默默听着这些人的话，把它们记在心里。
到了广州，他从火车站出来，站在广场上，抬头看天。
天是灰的，空气是湿的，热烘烘地往脸上扑。
广场上全是人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拖着行李的、扛着麻袋的、抱着孩子的、蹲在地上抽烟的。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口音都有。一个瘦高个从他身边挤过去，胳膊肘撞了他一下，连头都没回。
崔宝纯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
康屯的街上，一天也见不到这么多人。长春火车站的广场上人也多，但跟这里不一样。这里的人好像都在赶路，都急，都忙，都赶着去什么地方。
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
后来他在广州找了一个城中村住了下来。房租不贵，一个月几十块钱，一间几平米的出租屋，水泥地面，一张木板床，一个水桶。
同住在这栋楼里的，有湖南来的、四川来的、湖北来的，都是来打工的。崔宝纯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不打工。他来广州是想做生意的。
他在市区租了一个小门面，挂了一块牌子，做起了买卖。具体做什么，史料没有详细记载，只说他“打着做生意的招牌”，忽而挂出“天津进出口公司广州办事处”的旗号，忽而变成“四川省成都市残联天府实业总公司”的幌子。
这些招牌是怎么挂出来的，那时候他做的是什么生意，已经无从考证了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结果跟长春一样，不到两个月，他赔光了所有的本钱，还欠下了新的外债。
钱赔光了，债主开始追他。崔宝纯从出租屋搬到了更偏僻的地方，又从那里搬到了工棚。
他每天在街上游荡，不敢回住处，怕被债主堵到。没钱吃饭的时候，就去工地打零工，搬砖、扛水泥，挣一顿饭钱。
他混迹于广州火车站、天桥、批发市场，跟同样落魄的人混在一起。
广州火车站，那时候已经有了“春运”的概念。南下的民工潮一波接着一波，刚到广州火车站的外地人，一时无法确定具体的走向，便停留在了火车站周围。
有些人找到了工作，有些人没找到。没找到工作的人，有的睡在天桥底下，有的混在车站广场上。崔宝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，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。
有人被骗了，有人被偷了，有人被人打了。崔宝纯听着，心里那点“做生意”的念头，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。
在广州的东北人不少。八十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浪潮中，东北人开始成批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迁移。他们来到南方，发现这里的机会比老家多，但竞争也比老家激烈。有人挣到了钱，有人跟崔宝纯一样，赔得精光。
崔宝纯在躲债的过程中，慢慢接触到了这些东北老乡。有的是在火车站广场上认识的，有的是在工地干活时碰上的，有的是在一家东北饭馆里喝酒时聊到一块儿的。
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东北人，都在广州混得不好，都想赚大钱，都没有正经门路。
崔宝纯是“孩子王”出身。他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，怎么让人服他。他请这些人吃饭，虽然他自己也没什么钱，但几碗面条、几瓶啤酒还是请得起的。
他听他们发牢骚，听他们骂广州这地方不是人待的，听他们说老家怎么怎么不行了。
然后他开始说自己的想法。他说的是大白话，不是大道理：“这世上，有钱的越来越有钱，没钱的越来越没钱。等是等不来的。”
他说：“人家能发财，凭什么我们不能？”他说：“胆子大才能赚大钱。”
这些老乡听着，有人点头，有人沉默，有人开始看他。崔宝纯说话的时候，不像一个赔光了钱的失败者，倒像是一个已经看到了出路的人。
至于出路是什么，他没有明说，可能当时他自己也还没想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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